学术丨王逊文集:《中国美术传统》(下)——“工匠美术传统”

编辑:小豹子/2018-10-12 15:19

  学术丨王逊文集:《中国美术传统》(下)——“工匠美术传统”

  2016-05-31 11:01

  来源:中央美术学院

  原标题:学术丨王逊文集:《中国美术传统》(下)——“工匠美术传统”

  来源:王逊美术史论坛

  

  中国美术传统(下)

  四

  中国的工匠美术传统来源既早,到近代一直是相连续的。三代铜器上接远古的陶器,其后演变为汉代的陶器以及后代的瓷器。瓷器不仅接承铜器,而且接承玉器(瓷有假玉器之称)和汉代的漆器。中国的建筑就现在所知自汉以后至明清,在主要的技术原则未变。后代的丝织品可以推溯到殷商的织锦。士大夫美术固然吸收了大部分读书人的聪明,但是士大夫美术所收的聪明是个人的,工匠美术不仅吸收了一部分读书人的聪明,而且吸收了无数多无名艺术家的聪明,它所吸收的聪明是集体的。工匠美术我们虽然说它是连续的一贯的,其中同样也经过了不知道有多少进步,无论是制作的技术方面,或美感的表现方面。只是它的进步是缓慢的,一个细部的轻微的改变往往经过若干人之手,陆续增加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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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陶雕刻饕餮纹双耳壶,商,出土于河南安阳

  

  蝉纹觯,西周早期,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云纹漆鼎,西汉初期,马王堆一号墓出土

  工匠美术的兴盛在历史上也颇有几个时期,但是我们只是这样推断,而实际上要加以断定不免要被实存的材料的限制。就我们今日所保存的古器物的材料看,我们非常惊异殷商时代技艺标准之高;我们也非常欣赏汉唐匠人的工致和巧思。从文献上看,我们知道六朝时建康的繁丽。现在我们只想指出在士大夫美术已成熟而衰微的明代,工匠美术却十分兴盛。

  明代工匠美术兴盛的原因之一是士大夫生活的讲究,这种讲究一直维持到清代乾嘉年间。在《红楼梦》一书中我们可以很具体的看出来,例如大观园中每一院一馆,室外的庭园布置,室内的家具陈设,与主人的个性保有极完美的调和,这固当也是曹雪芹的技巧,有意用外物来烘托个性,同时多少是那一时代艺术趣味反映,因为曹雪芹曾借故事中人的对话也表示了许多美的欣赏的见解,这一类的见解并非完全是曹雪芹个人所有的。我们试看一下明末人的小品,生活的趣味这一方面说得实在多得很。明末人也特别喜爱写这一方面的文章,如李笠翁的《闲情偶寄》、张岱的《陶庵梦忆》,其他如陈眉公的笔记。至于记载日常生活服务用具的趣味的,如文震亨的《长物志》、高濂的《燕闲清赏笺》,以及屠隆所作书画、帖、琴、纸墨笔砚、香、茶、山斋清供、起居器凤凰彩票娱乐平台(5557713.com)服、文房器具、游具等笺,一笔一砚,一舟一窗都有考究,体味甚醇。无论曹雪芹或李笠翁、屠隆,他们把读书人的精神生活渗透到外物中去,这已不仅是爱好与趣味,简直是生活的净化。明朝人一方面确定了何谓文人画,这也未始不是一种卓见:姑不论其对于绘画史前途的影响如何——更力图把生活美化。其精绝细致正是文化烂熟世纪末的精神。董其昌当是那一时代的典型人物,人格极其低卑,而艺术修养极深,批评的见解又极精、极高,例如他的《骨董十三说》,对于欣赏古器物参悟领会的境界确是无人能及的了。明清之际士人之流风如此,所以巧匠出名者也很多。据记载上知道,如陆子刚治玉、吕爱山治金、朱碧山治银、鲍天成治犀、赵良壁治锡、王小溪治玛瑙、蒋抱云治铜、濮仲谦雕竹、姜千里治钿、杨埙治倭漆,黄成以剔红雕填有名,甚至著《髹饰录》一书。那时候文人学士集于苏州、松江,于是苏松一带的工艺美术的发达一直维持到清末。

  

  《红楼梦》版画之元春,改琦绘,清

  明代工匠美术最值得注意的是瓷器和剔红。瓷器在明以前罕有花,大家所欣赏的只是青白二种素胎的磁色,雨过天青的秘色正是青色。而明代瓷器不仅釉色纷纭璀璨,且有各种彩饰。明代瓷器用色之多既已空前,至今日仍不能出其变化,例如红色的名目即有霁红、鲜红、宝石红、醉红、鸡红、鳝血、豇豆红、胭脂水等等。朱琰《陶说》,说今所称饶州窑(景德镇窑)在清初顺治康熙年间所制造各种瓷器名目之繁多,当可想象明代瓷业的发达。其余如屠隆之《考盘余事》、黄一正之《事物绀珠》、张应文之《清秘藏》、谷应泰之《博品要览》、项子京之《瓷器图说》,无不记述甚详。剔红在汉代已传,明初除了诏置铸治制出平常所谓宣德炉之类铜器,设御窑烧瓷器、遣官督造纺织外,并且设官局果园厂凤凰彩票官网(fh03.cc)制剔红,剔红的工艺到乾隆年间已臻极峰,现在清故宫中仍保存有许多大件的剔红家具。

  

  剔红携琴访友盖盒,明永乐成器,后加刻宣德年号

  

  “天”字龙纹盖罐,明成化年间制,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剔红山水宝座屏风,清乾隆年间制,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瓷器与剔红在明代的发达或许与士大夫的风流雅兴关系较小,有关的也许是海外交通发达的结果。瓷器的颜料有很多是西洋传入的颜料,剔红的技术也许有借镜于日本人的工技者。这兴盛至清初乾隆一朝达到顶点,乾隆以后,清代的政治日趋其下,工匠美术随了社会的不安定也渐渐沉寂下来。在这兴盛的期间,有一件值得提出来的事,便是士大夫美术这时候也添了一种新的活动——刻印,这也足以表示士大夫以一部分精力侵入工匠美术的范围。

  治印一向是工匠之事。元末士人王元章、明初成化时吴厚博初以治印名世,而文三桥与何雪渔才真正开辟了治印的风气。明清两代印家络绎不绝,尤其后来古文字的研究也帮助了治印的发展。治印参加到士大夫美术中固然有它的关缘,并非偶然的事;从美术史的立场上看却有一个新意义,正如同明末士大夫的风雅促进了一部分工匠美术的发达一样,凤凰彩票娱乐平台(5557713.com)就是:士大夫美术与工匠美术需要一个交流。士大夫美术今日已走上枯寂死灭之路,而工匠美术的大部分历史是在暗中摸索。前者所需要的是新生命,而后者所需要的是更多的智慧。

  五

  从过去的历史上看,士大夫美术的清高性越来越重,其壁垒逐渐森严,其理想越来越纯粹;而士大夫个人的艺术趣味越来越广泛,个人的艺术修养越来越精微。工匠美术的进步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得到它的发展。虽然如此,工匠美术的作品却始终未曾得到它所应得的地位,因为它的纯粹性与清高性是不够的。一件瓷器可以与一幅字画同为士大夫所欣赏,而收藏瓷器终不如收藏字画之品高,这样流弊所及便是假风雅的人宁可在门墙上挂一张稀糟的丑字画,而未曾选择一件好看的茶杯。

  邹一桂本人的画已被人认为匠气,可是他批评当时传来的西洋画也说:“既工亦匠,故不入画品。”如果我们真是追溯到时代较早的若干中国画家,他们心目中的绘画与西洋传统的画不见得有什么大区别,如首倡气韵生动的谢赫也说:“按图可鉴。”唐代大批评家张爱宾曾说:“指事绘形可验时代。”时代较早的画迹且多灵感神话,如韩干的马、曹玉兴的龙,都以写真为最高理想,宋代对于画院诸待诏也苛求写真。但是这一类的看法到元明以后都认为是工匠之事,于是中国绘画完全变成另外一种新美术,董其昌的南北宗论也就是为自己的新艺术牵强的寻找历史的根据和来源,把凡是从士大夫美术传统中可以排除的成分一律排除了,这个新美术只成为书法的旁支。士大夫美术这一个途径也许是自然的、当然的结果,我们对于它也有相当的敬意,我们不愿,也是不应该,从社会的需要一方面指责它们的高蹈,我们也不愿从它的道路狭窄一方面断言它们的必然的死亡。我们现在只能指出中国美术传统有二,而且工匠美术的传统也是我们的珍贵的宝藏之一,是前代的重要文化遗产。因为我们今日都很关心国画前途的问题和保全书法艺术的问题,假如我们同时注意到中国美术这两个传统,我们就知道考虑这一类的问题而可以不必忧虑。

  

  《花果立轴》,绢本设色,邹一桂绘,清

  

  《照夜白图》,纸本设色,韩干绘,唐

  供文 王涵

  图文编辑 潘桑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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